电子结算在金融中的应用解析

电子结算作为一种新兴的在线资金交换方式,解决了人们跨地域经济活动的关键问题。由于其在大额与小额结算方面的应用,提高了金额系统资金的周转速度和使用效率,节省了服务成本。相比于发达国家,我国实现电子结算的业务比重仍然偏低,但成长势头良好,如果能解决目前在认证、安全、法律等几个方面存在的漏洞,会有助于其更广泛的应用。     

不同规模农户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差异及影响因素——基于626个农户微观调查数据

本文以辽宁省626个农户的调查数据为例,对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的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需求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农地抵押融资需求随着土地面积的增加呈现递增趋势,但不同规模农户之间差异明显;不同土地经营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融资需求虽然在预期借款额度和用途上存在差异,但在借款期限上却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差异.进一步分析总体及不同经营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融资需求影响因素发现,小规模农户农地抵押融资需求主要受供养比、贷款经历、家庭年收入、农业收入比重和贷款利率影响;中等规模农户的需求主要受供养比、农业收入比重、资产值和贷款手续影响;大规模农户的需求主要受社会关系、贷款经历、家庭年收入和贷款手续影响.最后,本文提出促进农地经营权抵押融资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和东盟贸易及产业比较优势研究

中国出口对东盟出口的影响既存在互补效应,又存在替代效应。随着中国和东南亚区域合作的不断扩大和深化,中国对东盟出口的增加会促进东盟国家同行业的出口。然而,中国对其他国家出口的增加则会挤出东盟各国同行业的出口。近年来中国出口和经济增长速度放缓,这既给东盟各国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又使得中国和东盟的区域合作面临挑战。东盟国家可通过进一步的贸易自由化、增加R&D投资和培训更多的熟练工人来提高其出口和贸易的国际竞争力。     

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微观层面的证据

本文利用我国制造业企业数据检验了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本文采用匹配的研究方法,发现外资并购的工资效应显著为正;对不同要素密集度、不同并购资本来源地、不同区域的子样本回归,结果均高度稳健;我们还发现外资并购更利于资本密集型及中西部企业的工资提升,工业化国家的并购资本有更大的工资效应。     

高职院校社会服务体制机制构建的探索与研究

社会服务是高职院校基本职能之一,建立健全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组织管理机构是社会服务体制构建的首要环节,社会服务机制体系由制度安排、运行管理、激励措施和信息分享等基本要素组成,有效的社会服务对促进区域经济发展、高技术人才培养及扩大高职院校影响力,提高办学质量和深化内涵建设具有重大意义。     

What Are the Prospects for Live Streaming?

On January 16,New Culture,a listed company that had just announced cooperation with live streamer Li Jiaqi,saw its stock price hit up to the limit when the market opened.Early trading hours saw the trading of over 1.15 million transactions,and at the closing hour there were also over 700,000 transactions waiting to be executed.     

基于四臂协调控制的魔方还原系统设计与实现

为了解决舵机本身旋转角度的限制、滑轨机械自由度的限制,以及在四机械臂的机械限制下能够协调控制旋转魔方6个平面的问题,针对魔方结构建立易于控制的位置状态模型,通过切换魔方位置状态控制其所有平面。建立舵机及机械臂的状态模型,进而针对建立的模型设计四机械臂协调控制算法,有序执行魔方的各个旋转操作。通过设计控制电路、舞台演示模块、滑轨机械臂、U型机械手等模块完成系统硬件搭建,并根据四机械臂协调控制算法设计了完整的控制程序。结果表明,系统通过四机械臂协调控制算法能够在现有机械结构的限制下流畅地将一个任意打乱、任意放置的魔方还原,实现教学演示与科普展示的推广使用。系统中的颜色识别和机械手的协同控制部分为其他分拣装配提供了新的思路,对无人自动展示装置等设计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大学生创业的法律风险及其防控

大学生作为一类特殊的群体,由于自身经验以及知识的局限性,在创业过程中容易遇到各种风险,其中法律风险的是最棘手的。基于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了大学生创业的特点、现状以及创业过程中潜在的法律风险,并联系实际从高校法律教育角度及学生个人角度,提出了防控大学生创业法律风险的措施。     

国有企业高管薪酬管制与委托代理问题

由于国企高管的经营业绩难以被准确度量，加上监督约束机制不健全，高管的超额薪酬成为国企代理问题的一种典型表现，于是政府将高管薪酬管制作为应急措施来降低代理成本，缓解国企代理问题。采用双重差分法对2011—2018年A股上市公司的分析表明：第二次限薪令在有效限制国企高管薪酬水平的同时，没有对高管在职消费产生显著影响，有效降低了国企代理成本；但第二次限薪令也降低了薪酬激励效应，导致国企高管努力程度降低，由此造成的利益损失又成为新的代理成本。国企薪酬制度改革面临激励与管制的两难选择，应在国企分类改革的基础上对不同类型国企的高管采取不同的激励机制：对公益类及特殊行业的国企增强高管政治晋升激励，对竞争行业（营利性）国企则应在推向市场的同时放松薪酬管制，从而有效降低代理成本，解决国企代理问题。